榆中县位于甘肃中部，是古丝绸之路东进西出的必经通道，史称“兰邑之藩篱”。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位置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县内居民多为古代战后戍边屯田的移民，现遗留的自然村多以营、城、堡、寨命名，在明清时，就有72营、36城堡(寨)之称。纵观榆中人民迁徙的历史，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由。

争战造成的迁徙

        从历史地域上讲，榆中原属陇西或金城郡，一直以来是羌、戎等少数民族十分活跃的地区。他们长期从事游牧，逐水草而迁徙。西周以前，这些少数民族为了生存，不断相互扩占牧场，并和相对稳固而实力强大的内地政权一直处于“王政修则宾服，德教失则寇乱”的状态。春秋战国时期，义渠戎、月氏、乌孙等民族强盛起来。义渠戎从事游牧，善于征战，势力强大，于公元前624年在西北建立了义渠国。月氏约在战国初年由新疆进入甘肃河西走廊，生活方式以游牧为主，随水草迁徙，势力波及榆中地域，经常与居住在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走廊西部的乌孙发生冲突，后被势力较强的乌孙赶至伊犁河流域。乌孙随后立国，成为我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一个民族，其势力亦触及榆中地域。
        秦王朝初立，为了巩固新生的统一政权，于公元前214年以“蒙恬为秦将，北逐戎人，开榆中地数千里”(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)，“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，以为44县，城河上为塞”(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)。榆中为44县之首，属陇西郡辖。秦修缮秦、赵、燕等国北边长城，使其连接形成西起临洮，东到辽东的万里边墙，以抵御匈奴的骚扰，保障内地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安定。同时实行了宿卫、屯田的“移民实边”政策。在秦始皇三十六年(前211年)，从内地“迁焙印⒂苋蚣遥菥粢患丁?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)。《匈奴列传》也记载说：“秦灭六国，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，悉收河南地。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，城临河，徙谪戎以充之。”这是榆中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移民，既有民屯也带有兵屯的意义。戍边屯田，既从政治上确立了以汉族为主导地位的稳固大局，从军事上遏止了匈奴东犯的势头，也从经济上促进了当地游牧经济向农业的转化和农业、畜牧业的分工。
        秦末，匈奴乘楚汉相争之机，迅速征服周围民族，汉初又赶走月氏与乌孙，占据河西走廊，其境南起阴山，北抵贝加尔湖，东尽辽河，西逾葱岭，极为强盛。他们主要从事畜牧业，但农业与手工业也相对发达。后来匈奴发生分裂，南匈奴归汉。西汉初兴，定都长安。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基础和经济实力，发展地方经济，汉朝政府以强本弱末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，打击商贾。在防范和削弱诸侯王国和关东地方势力的同时，采取移民入关和设置郡县安置移民的办法充实关中，迁六国旧贵族和地方豪强到关中，以加强控制。
        为了巩固汉室政权，汉武帝征伐四夷，开地广境，北御匈奴，西逐诸羌，虽阻断了羌、胡之间的交通，却未能隔绝其间的往来，羌胡之乱从未间断。自汉武帝置四郡至宣元之间，仅金城和陇西的大规模羌乱就有四次。为平息羌人北上势头，西汉政府在羌乱基本平定之后设属国以安抚和处置降羌，金城为第一个属国所在地。
        东汉后期，朝政腐败，官逼民反。184年，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波及全国。榆中苑川一带群众也遥相呼应，联合金城义军，推选边章、韩遂为头领，聚众数万，与汉廷抗争31年。边章、韩遂为防止当地政府的报复、保护家眷，将苑川一带部分居民移往兴国城(今秦安县境)。
        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从统一走向分裂的时期。豪强争霸，土地兼并愈演愈烈，广大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，流离失所。内地割据政权频发内战，无暇西顾，疏于对陇右以西地域的管理。这从客观上给了陇西豪强以图自身发展的空隙。此时，鲜卑族乘乱内迁河西走廊，氐、羌等民族进入榆中地域。西晋末年，中原战乱纷起，河西相对比较安定。正如永嘉年间长安流传的一首民谣所唱：“秦川中，血没腕，惟有凉州倚柱观”(《晋书·张定传》)。秦雍一带的居民因不堪忍受战乱之苦，逃离家园，纷纷涌人河西。在高昌称王的麴氏宗族最有代表性。
        350年，略阳临渭(今秦安东南)日渐强盛的氐族人建立前秦，辖地包括今甘肃东部和陕西、山西、河北及河南的一部分，建都长安。苻坚即位后任用汉人王猛辅政，打击豪强，加强中央集权，兴修水利，发展农业，使“关陇清宴，百姓丰乐”，占据了中国北方大片土地。后羌族首领姚苌利用前秦“淝水之战”失利之机消灭了前秦，建立后秦。后秦大量解放奴婢，注意发展农业，倡导儒学，促进了关陇地区的经济文化。陇西的鲜卑族也于385年建立了西秦，治都榆中苑川，并不断向南扩展。西秦40余年，使榆中的经济文化有了一定发展。东晋安帝义熙六年(410年)，随着西秦势力的又一次强盛，鲜卑诸部归降。九月，乾归击败后秦南安诸部后，虏民众2．5万户，迁徙到苑川、袍罕。十一月，在水洛城打败姚兴部将、南平太守王憬，获7000余户，其中4000余户徙于苑川，3000余户徙于谭郊(今甘肃临夏西北)，这是榆中有史记载的第二次较大规模移民。与此同时，相邻的河西鲜卑、临松卢水(今张掖黑河一带)胡人、羌族、氐族以及吐谷浑等陆续在周边多次建立民族政权，与北魏争势。在这些民族政权更替并与内地政权的争势中，战争便成了惟一可行的法宝。而作为内地政权平定羌乱的补给基地和前沿阵地，金城、陇西为前线输送了大批平羌将士，如《三国志·郑浑传》所云：“关西诸郡，北接上党、太原、冯翊、扶风、安定，自上贡以来，数与胡战，妇女载戟挟矛，弦弓负矢，况其悍夫。”与羌胡的长期征战，铸就了当地人民的尚武精神和豪侠气概。难怪班固感叹：“秦汉以来，山东出相，山西出将……何则?山西天水、陇西、安定、北地处势迫近羌胡，民俗习修战备，高上勇力，鞍马骑射。故《秦诗》曰：‘王于兴师，修我甲兵，与子偕行。’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，今之歌谣慷慨，风流犹存耳”(《汉书．辛庆忌传》)。班氏所叹，只表其象，而未道其理。这里的人民长期生活在战争中，对战争的感悟最深刻，对和平的渴望最真挚。只是迫于无奈，奋起抵御外敌的侵袭，以此来保护家园的安宁。
        隋唐时期，突厥、回族、吐蕃、吐谷浑等民族兴旺起来，曾经在甘肃建立民族政权。其中，吐谷浑国在十六国时建立，历经340多年，势力强大，在隋朝数次围攻下，至唐太宗时才归于唐。唐末，吐蕃乘安史之乱，攻占了河西、陇右。历五代至宋，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日渐兴盛并向河西、陇右进逼，在宋仁宗景祐三年(1036年)占据马衔山，筑瓦川会城(今榆中新营附近)，在榆中与吐蕃、宋形成鼎立，在龛谷(小康营石堡子)、西使新城(今三角城)、苑川等地多次发生战事；直至北宋后期，女真族击败契丹族后，以金代辽，实力向北扩展，于金太宗天会九年(1131年)攻陷龛谷寨，扼制了西夏在榆中的势力，逐步取代宋的统治。到金哀宗正大四年(1227年)，蒙古兵攻占临洮府，灭金，榆中便成了蒙元属地。
        从秦置县至元灭的1500余年里，西北少数民族酋豪与中原政权之间纷争比较频繁，羌胡之乱不绝，平定羌胡之战不休，迫使当地人民无时不遭受战争的创伤，无不世世感叹人间的生离死别。
屯田形成的居民
        元末，由于战乱、自然灾害和瘟疫蔓延，使北方地区出现了许多无人区。1368年，朱元璋把元军赶到漠北。建立明朝以后，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，采取了移民垦田的政策，即把“地狭人众”的山西地区的农民移到地广人稀的河北、河南、山东等地。我国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明初迁民，从明太祖洪武初年(1368年一1398年)到明成祖永乐十五年(1417年)，约有50年的迁民历史。
        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就是明政府办理迁民手续的地方。据《洪洞县志》记载，明朝时，这里是广济寺，为唐贞观二年所建，寺院宏大，殿宇巍峨，僧众济济，香客往来不绝，再加唐宋以来，又建有驿站，房舍宽敞，廓舍幽雅，常驻驿官，办理四方来往的公差事务。广济寺旁有一株“树身数围，荫遮数亩”的汉槐，此处为阳关古道的一个交通枢纽。明初迁民时，便在广济寺和大槐树下设局驻员，将要迁徙的移民集中后，发给迁民“凭照川资”，便迁向晋、冀、鲁、豫、苏、皖、陕、甘等黄河流域。汾河滩的汉槐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。故土难离，在官府强大的政治压力下，除少部分主动迁徙外，多数百姓被官兵强迫登记后，押解迁徙。为防止逃跑，把他们反绑起来，串在一根根的长绳上，人们一步一回头，望着渐渐远离的汉槐和古树杈上星罗密布的老鹳窝，告诉儿孙们：“这儿就是我们的家乡!”为此，大槐树和老鹳窝就成了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，数百年来迁民的代代传承，槐乡便成了移民后裔的一个怀乡圣地。
        据《明太祖实录》《明史》记载的迁民有16次之多，其中明初洪武年间10次。其次为燕王朱棣夺取朝政移都北京后，于永乐年间(1403年一1425年)为充实都城和加固边防所进行的6次较大移民。在迁往陕甘地区的移民中，《明史》有记载的约30个县，虽未有金县，但临近的靖远、会宁在列，与当地的部分族谱以及口碑流传的移民历史相印证，不乏有间接移民的可能。
        榆中地域虽无直接移民的典籍记载，但军屯移民却存在。明朝建成后，推行了移民垦荒的国策，在具体实施中，分地域安置实行军屯、民屯和商屯形式的移民。籍民为军，选立都卫、置卫屯田，谓之军屯；募商人到边地开荒种田，向军队缴纳粮草，然后领盐引做买卖，返回原籍，谓之商屯；由迁民以及流民、贫民、罪囚迁发定居后形成民屯。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国家的武装力量和巩固边防，在全国各地设立卫所制度，曾迁山西平阳民“选民丁，立都所，置卫屯田”。军士随军迁徙后，别立户籍，军户由国家分给土地屯田自养，平时军士由卫所路官负责操练和屯田，战时则归兵部派遣的总兵统领去参战。在军屯中，沿边军屯三分守城，七分屯田；内地军屯二分守城，八分屯田。由于实行了军屯，解决了军队粮食供给问题，又加固了边防，就连朱元璋也因“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”而赞叹不已。

        明朝建立后，元帝出亡漠北。退居漠北的蒙元(古称西蕃)势力依然强大，不时骚扰犯边，作为九边之一的甘肃兰州地区，北临黄河，便成了朱氏王朝的首选兵屯之乡。
        据《明史》载，晋王朱惘曾多次带山西军出塞外筑城屯田。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(1392年)，置甘州中卫、靖虏卫(靖远)进行军戍屯田。洪武二十八年正月，山西马步军26600人往塞北筑城屯田(《明太祖实录》)。
        金县(榆中)作为兰州地区的首要关隘要地，必然成了军屯之乡，这一点从榆中的遗留地名中可以看出，榆中地域内沿苑川河谷地所形成的三大川塬(大营川、勇士川、苑川)的村庄多以营、城、堡命名，这是兵屯的最直接佐证。而且，位于黄河沿岸的一条城(青城)就是明朝所设的一个军事重镇。至建文元年(1399年)肃庄王朱模从张掖移肃王府于兰州，将榆中马衔山、官滩沟辟为肃王府牧场，并将王圹．(墓地)选在来紫堡乡黄家庄村后的平顶峰。随此也有部分移民迁入。今来紫堡的谈、施二姓就是随庄王来到榆中的。
        明朝的迁民对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，恢复生产，发展经济，振兴中原，开发边疆，促进民族融合、文化交流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。这次迁民也基本奠定了榆中的人口分布格局。

灾害导致了饥民流离

        榆中地处陇西黄土高原的最西部，平均海拔在1500米-3700米之间，区内黄土层深厚，沟壑纵横，植被稀疏，属甘肃中部干旱区，是苦甲天下的地方。《重修金县兴龙山太白泉云龙桥碑记》记载：“禹贡雍州之域，逾陇而渐高。河人积石，水趋于北。岷山为南面诸山之祖，而渭源既导，以后水皆东南行，自是陇西诸郡尝苦早，且土性渗漏，水泉常涸，民之从事于耕凿者往往患天泽之不时，地势使然，即长民者亦无由施其补救，所谓天地之大，人犹有憾者也。”这是对榆中地情的一个真实客观的表述。对于一个年降雨量仅250毫米~600毫米，而年均蒸发量为917．5毫米-1450毫米的地区来说，对“水”的渴望仅次于沙漠地区。因此，旱灾成了制约当地生产的百灾之首。据《榆中县志》旱灾实录，从西汉惠帝二年(前193年)到1990年两千余年里，共发生旱灾111次，造成饥民死亡或流徙的有16次。期间，有人饿死，有人外出逃生。
        新中国建立后，历届县委、县政府把抗旱工作作为各级党委、政府的头等大事来抓，彻底解决了全县人畜饮水和川塬产粮区的灌溉用水。五十余年来，除1960年由天灾和人为因素造成的饥荒外，再未发生饥荒事件。
        除此之外，县内还有部分“瓯脱地”移民。明英宗天顺八年(1464年)，肃王府在榆中境内设王圹(墓地)，置牧场、禄地，将户籍在皋兰的僧职、卫队等人员，移到榆中进行管护。同时，皋兰的部分地主在榆中购置田产，便形成了皋兰瓯脱地。瓯脱地的地主迁居在榆中，但不受榆中管辖，也不向榆中缴纳田赋。部分临界居民，还因榆中赋税高于皋兰，所以托亲靠友在皋兰纳税，土地便成为皋兰瓯脱地。从清高宗乾隆三年(1738年)至民国30年(1941年)，榆中境内有100多个村庄属皋兰瓯脱地，还有28个村属皋、金两县共管，各辖户数不等，造成“皋榆不分”的局面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按照地域范围，境内皋兰瓯脱地全部划人榆中县，瓯脱地居民也随土地而定居。